——菲利普·阿里耶斯《面对死亡的人》上卷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里尔克在《沉重的时刻》中描绘出了来自死亡的针对性的、无言的目光。这句诗围绕着死亡这一中心，展开了一个沉重的结构：“缘故”与“我”，死亡的目光投射了这一“直果索因”的责任。真切地关涉着他者之死的人总是承受着死亡这种“无言的目光”的拷问，如果死者不能对我们说话，我们就会永远地停留在这种焦虑之中。正如帕特丽夏·康薇尔的小说《尸体会说话》的标题所明示的，人们沉迷于关涉死亡的侦探小说，某种程度上是对这一焦虑的理性净化。但谋杀在非正常死亡中的占比毕竟极低，这意味着与死亡有所关涉的大部分人必须通过其他信息方式面对这种“无言”，死者的遗嘱于是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遗嘱，我们就只能在生死之间的无法交流之中替死者说话。而这意味着，我们在试图成为死者。

《我破碎的真理子》，【日】平库和歌/著 混成连合会/译，中信出版集团·中信墨狸，2023年10月版

抢夺真理子骨灰的行为于是就成了椎野唯一的“爱欲”寄托。在萨特的论述中，“虚无先于本质”，因为在虚无中人有绝对的可选择性，椎野的选择就是她最终相信应该有一封给她的“死信”，也就是真理子写给她的“遗嘱”应该存在，并在旅途中沉浸在对真理子可能并没有写信给她的抱恨之中。她试图和死者联络，和真理子最后的“身体”形影不离。在“Remember Me”一章中，椎野怒斥搭讪的酒徒“吵得无法和真理子联络”，而这一段的回忆是真理子以死相逼不让椎野交男朋友，这段记忆“在无关紧要的时间里被不断磨灭”。虽然对于真理子的死亡来说，父亲的虐待毫无疑问是那个最邪恶的直接诱因，但作者在主线剧情的一开始就以最直白方式给出，这反而把这个将“自杀”还原为“谋杀”的索因一定程度上放置到了与椎野关涉着的“真理子之死”之外。椎野的困境正在于，她能够准确地记住这样公共的、能够被所有人哪怕与真理子无关的人理解的“遗嘱”内容，它正如“到最后我就只能记得‘她好漂亮’了”同样明显，和被电视播报的死者信息一样“无意义”，它不足够译出死者“无言的目光”中“言语”。正是在对这段与“谋杀”索因无关的真理子逼近“非正常死亡”时刻的回忆中，椎野才开始与“真理子之死”发生交谈。在后续椎野与真理子在餐厅见面的回忆中，“抡起平底锅”隔绝死亡“初始原因”的做法被真理子消解了，因为如果存在一封给椎野的“死信”，“真理子之死”只会在两个人的对话中完成，而并不会有任何初始归因。“大家都这么说，因为……，因为……我啊，只要看到小椎因为担心我而怒不可遏的样子，就很开心，仅此而已。”

《我破碎的真理子》虽然不乏对真理子悲剧公共理性层面直接诱因的批判性，但显然作者希望传达的是对个体之死更深刻的理解。主线故事“真理丘之旅”的大量情节都在凸显死亡威胁的无因、不可测及日常性。列车上突然坐下的邻座壮汉、搭讪的酒徒、飞车贼和经常出没的色狼。作者将椎野与“真理子之死”交流的恢复展开于一段如《葬送的芙莉莲》中的台词所说的那样，是“能够说一句‘好无聊啊’，就一笑置之的快乐旅程”，而非一部对“初始原因”展开针对性批判的被排演完型的复仇戏剧之中，甚至貌似以男主姿态出现的路人男子，也几乎没有对剧情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真理子的“身体”最后也并没有被仪式性的播撒，而是在一个对日常危机的应激反应中和光同尘了。没有复仇，没有安息，也没有升天。

在《我破碎的真理子》中，一种列维纳斯式的“他者”在画面中展开，或生或死都与“我”直接相关那个“无言的他者/目光/死亡”，我们的责任在于直面它，而不是苦等那封“死信”，并照做上面的要求即可。尽管有时候其中被设想的实现正义的律令会让我们将之凌驾于“他者”之上，对世界“还原”为初始良善状态的设想有时会淹没与他人共建真正的“良善世界”的前景。作品中对椎野情绪崩坏姿态作画，大多凸显了一种躯体黏液化的趋势。从有机体增殖和繁衍的形式状态来看，外包着黏膜的有机体总是通过半液化的膜状界面向外交换信息，而这种崩坏姿态的作画模式描绘了人类迫切渴望交流却不可得的中间状态，是理性崩坏的具身化解读。因此这种作画模式虽然并不新鲜，但是在本作中却因为与主题的契合而更具张力。

你爱的那个人未必真的不爱你，

哪还用得着给你写信。

——五条人 阿茂《伤心的人》